“一个女人想要写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初听，你一定会振振有词，格调太低了吧，哪能这样光明正大地拜金。没错，成为女作家的最重要条件并不是才华，伍尔夫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验证这条至理名言。维吉尼亚·伍尔夫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天才女作家。1928年，伍尔夫在剑桥大学做了两次关于“妇女与小说”的演讲，回顾女性写作的历史，顺带总结女性争取社会地位的过程。演讲稿后来扩充整理成散文、文艺评论合集《一间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认为，女性要想成为伟大的作家，其先决条件是要争取独立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一间自己的房间。唯有这样，不受外界干扰，才能敞开心扉，平心静气地从事文学创作。这本书是伍尔夫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是一部激发女性精神觉醒的心灵之书，也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宣言。

伍尔夫的演讲，并不拘泥在“女性与小说”的文学范畴，而是拓展到女性如何更好生存的广阔话题。她阅读了大量的典籍。令伍尔夫唏嘘的是，女性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中几乎完全被忽略，历史只是男性的历史。无论是公田农业的耕种方法，还是宗教冲突，还是英国海上势力的发端，几乎只与男性有关。而女性，长期处于劣势地位，遭受男权的压迫和质疑，只有类似于伊丽莎白女王或者大贵族才有显露的机会。中产阶级妇女几乎不能留下在世间的雪泥鸿爪，普通女性在历史中完全缺失。女性写作受到极大限制，表现的内容局限在家庭。直到17世纪，才有贵族女性发表诗集。18世纪末，简·奥斯汀创作《傲慢与偏见》。19世纪，勃朗特三姐妹横空出世，留下《简爱》《呼啸山庄》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为什么女性写作会出现长久的沉默的空白呢？伍尔夫认为，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背景下，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只能作为“他者”形象而存在。女性的活动一直局限在家庭中，不可能对社会历史作出重大贡献，也不可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男性赞美想象中的女性，奴役现实中的女性。传统女性形象由男性构建，男性作家对于笔下的女性形象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女性基本没有发声的机会和权利，更不可能用文字记录思考和诉求。话语权的丧失直接导致女性在历史文本和文学创作中的缺席，也成为伍尔夫呼吁女性应该有钱和有自己的一间房子的直接动机。伍尔夫呼吁女性参与到写作中去，尤其是非小说的创作。她说：我愿意请你们写各种各样的书，不论题目多大多小都不要犹豫，让思想的钓鱼线深深地沉入到河水中去。只有打破男性对社会话语的垄断，女性用自己的笔为自己代言，才能改变缺席于历史的窘境，获得女性地位的合理尊重。

伍尔夫擅长隐喻。《一间自己的房间》最重要的两个元素：一年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门上有锁的房间，既可以是真实的物质存在，也可以看作精神的意象。这里的房间，不单指居住的空间，更是指明，女人想独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首先得有经济基础，即女性物质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在伍尔夫时代，女性从事的职业相当有限，独立的生活来源不够充裕，经济基础自然薄弱。经济能力的缺陷直接导致视野的局限。伍尔芙认为，如果夏洛蒂·勃朗特一年有300镑的收入，就会拥有更多关于这个世界、城镇和地区的知识，就有机会同更多的人交往，她的创作天地肯定更加广阔。可以说伍尔夫是幸运的，她的姑姑留给了她丰厚的遗产，使她有能力摆脱报社讨零活、替人写信封、在幼儿园里教孩子念字母表等谋生压力，获得“按照事物自身的状况来思考事物的自由”，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创作。伍尔夫从创作本身，再次论证了“金钱和自己的房间”可以促成平静客观的独立思考能力。

房间不光是栖身的场所，更重要的是，它是可能产生思想价值的必需空间——在生活的泥淖中解脱出来，不依附任何人，构筑自己的人生方向，不仅是女性进行创作的需要，也是女性现实生活的渴望。人所渴望的往往就是人之匮乏的。J.K.罗琳在写作《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时，自己的住房又小又冷，只好在一个咖啡馆进行创作。随着声名鹊起，经济能力改善，写作《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时，才去订了一个酒店房。可见，“房间”不只是一个物质名词，而是人生境界的一个提升方向。归根结底，物质对于创作力有极大的影响，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的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有生存上的自由空间，才能有时间书写思想上可能产生的价值。

伍尔夫的观点到今天还没有过时。现代独立女性，更加明确一间自己的房间的重要性。国内很多文学作品也涉及相关题材。《蜗居》中，海萍夫妇奋斗多年，依然没有凑足首付的房款。即使生活在城市，依旧活得没有底气和安全感。《心居》中，冯晓琴拼死拼活地苦，无非是为了一间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子。别人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房间是一个女人最自由和自在的地方，直接指向物质保障和生活质量。女性拥有自己的房间，至少可以主宰自己的思想。拥有独立的思考空间，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决定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