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器是茶文化之载体，而紫砂乃茶器上品。明人文震亨曾言：“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说的是紫砂壶之于茶的巨大实用价值，因此紫砂壶也有“世间茶具称为首”的说法。

紫砂器物是中国独有的工艺种类。人们说起紫砂就会想到宜兴，紫砂几乎是宜兴的代名词。确实，紫砂源于宜兴，宜兴紫砂以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大师辈出而声振寰宇。宜兴也因此被誉为“紫砂之都”。

殊不知，在紫砂中占据至高地位的文人紫砂，其萌芽、兴盛乃至几个高峰期的出现，或与浙江有关，或直接发生在浙江。在文人紫砂的高雅之地，浙江可谓独领风骚、独步天下。

紫砂制壶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正德年间，而文人紫砂则萌芽于清早期，开先河者为康雍年间的陈鸣远。陈鸣远出生于宜兴紫砂世家，他上承明代精粹，下启清代格局，是紫砂史上技艺最为全面而精熟的大师。他亦匠亦文，平生喜交文人雅士，与金张、陈维崧等文官名士交往甚密。他带领一众艺术家涉足紫砂世界，尝试在壶体镌刻诗铭，器物精巧玲珑，形韵天然，书名刻绘俱佳，灵秀清逸之中不失遒劲古韵，颇有晋唐之风。而陈鸣远背后几位提笔书铭、握刀篆刻的文人士子都是浙江人，如诗词大家、海宁人曹廉让，“东园主人”、余杭人卓子式，兵马司指挥、嘉兴人汪文柏，《全唐诗》编纂者、海宁人杨中讷。

陈鸣远开文人紫砂之先，创文人紫砂的第一个高峰，其背后是浙江文人的默默付出，是他们为陈鸣远添加了文化符号，创造了文化附加值。正因为宜兴匠人与浙江文人的相互唱和，才有文人紫砂的这一人间雅事的横空出世；也正因为工艺技艺与书画艺术的珠联璧合，才有陈鸣远更加熠熠生辉的历史留名。

文人紫砂，即文人参与制作的紫砂器物。文人墨客寄情于物，以坯作纸，以刻代写，在紫砂陶器上题铭镌刻，抒发思想，托物寓意，将个人的文学修养、艺术审美和生活情趣，用诗、书、画、印的方式，表达于紫砂器物之上，从而形成了“文人紫砂”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文人紫砂是典型的“文心造器”，它是匠心与文心、技术与艺术的殊妙结合，是两者的“重奏”和“交响”。文人紫砂，以器物为形、文化为魂，通过文化的附加，使其由“器”升华为“道”，正可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正因为此，文人紫砂比普通紫砂更具经济价值、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为广大紫砂爱好者所追捧。

至清乾嘉年间，文人紫砂之风开始盛行。这一时期的领军人物为杭州人陈鸿寿（号曼生）。“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以书法篆刻成名，诗书画印皆精，喜好壶艺，以设计紫砂壶最为人称道，是继供春、时大彬、陈鸣远之后，中国紫砂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与杨彭年合作，独创“曼生十八式”，把金石、书画、诗词与造壶工艺完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紫砂艺术风格，开创了文人紫砂的第二个高峰，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由他开创的紫砂文人壶的新风潮，影响深远，惠及后世，成为紫砂界的不朽传奇。传吴大澂曾请人遍访曼生壶不得，感慨万分地说，“唯曼生壶令老夫心动而终难遂愿，此乃一生之憾矣。”可见曼生壶在文人心中的极高地位。唐云痴迷紫砂，穷其一生收得“曼生壶”八持，现藏于杭州唐云纪念馆“八壶精舍”，“八壶精舍”因此成为文人紫砂的“圣殿”。陈曼生之后，瞿子冶（上海）、朱石梅（绍兴）等人延续曼生遗风，所制“子冶石瓢”等文人壶代表作品亦为后世称道。

浙江宁波的玉成窑，为晚清文人紫砂的代表，在中国紫砂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玉成窑始创于清光绪年间，窑址位于浙江宁波千年古镇慈城。玉成窑不仅是一座文人紫砂的窑口，也通指由江南的文人墨客、金石书画大家领衔，由制壶名家、陶刻高手等共同参与紫砂创作的一个文化艺术群体，其核心人物为宁波籍书法家、诗人梅调鼎。梅调鼎召集书画大家任伯年、虚谷、胡公寿、徐三庚、陈山农，制壶名家何心舟、王东石等，参与文人紫砂的设计和制作。玉成窑最大的贡献是把紫砂扩展到人文空间和生活空间，既面向文人世界，又面向人民大众；不仅有壶，还有砚台、笔洗、水盂、笔架、花盆、花瓶、清供小品等。玉成窑文人紫砂以文为先，寓文化内涵、审美价值、文人情怀与生活情趣于一体，可用、可赏、可玩于一身，外观质朴典雅，壶铭短小明快，意境闲适恬淡，书法清雅古朴，画作简素空灵，刀法娴熟劲利，其作品承曼生之遗风，创一代之新风。玉成窑既是晚清文人紫砂的一座高峰，也是整个文人紫砂历史上的巅峰，彼时的宁波无疑是中国文人紫砂和紫砂文化的中心。

海派著名画家、杭州人唐云带动的当代文人紫砂，可谓第四个高峰，其风潮一直延续发展至今。唐云与吴湖帆、江寒汀、程十发、谢稚柳等人参与紫砂壶的书画创作，经由沈觉初、徐孝穆等制壶艺人刻绘，风格多变、别具一格。“壶艺泰斗”顾景舟也多次与当代文人合作，留下了诸多精品佳作。他与范曾、韩美林合作的文人壶，屡创拍卖天价。时至今日，唐云的学生、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等人，依旧在文人紫砂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纵观四百年历史，文人紫砂虽起源于宜兴，但浙江文人的友情参与是文人紫砂催生萌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文人紫砂的发展、兴盛和繁荣都发生在浙江，文人紫砂的四个高峰有三个出现在浙江，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浙江毗邻宜兴，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地缘上的便捷为两地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创造了先决条件。陈鸣远与浙江文人的“兴之所至”，以及后来陈曼生与宜兴艺人的频繁“雅集”，都得益于两地地理空间上的便捷。

浙江历来人文底蕴深厚，文人辈出，书画名家灿若星辰。文人有“好玩”的特质，或“玩”于“纸”上，或“玩”于“石”上，或“玩”于“器”上。而紫砂器物“可玩、可赏、可用”之性，正好满足文人之“雅”，是他们寄托情感、抒发情怀的极佳载体。文人紫砂长盛于浙江，与浙江拥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和众多的书画大家有密切关系，几个“高峰”相继出现在浙江也可谓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