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的《舟山日报》海潮人文版刊发了《千年古寺尘封着什么样的传奇》一文，讲述了文史学者汪乐彧与友人一同在定海区干石览镇隆教禅寺发现了柱础、古砖、门槛石等，根据形制结合史料，她猜测这些会不会和宋代历史有关。为了进一步印证心中猜测，也为了挖掘传承舟山传统文化，她呼吁更多专家学者介入研究。

　　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各方关注。舟山日报海洋文化专家团群内，各位专家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为此发现兴奋不已。文章也引起了文物部门的注意。当天晚上11时，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副所长战国辉接到市文广旅体局二级调研员戎平娟的电话，商定专家团一行人第二天前去隆教禅寺一探究竟。

　　杭州考古专家：“深入了解，值得一做”

　　在隆教禅寺，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专家团仔细观察了柱础。当地发现的覆盆形柱础（见图），与杭州南宋皇城遗址出土的部分柱础在石材、形制上比较相似。

　　同行的一位专家周兴发现，其中一个柱础的底面是平行四边形，且卯口略有倾斜，符合古代大建筑柱梁内侧倾斜以求更大承重的营造之法。

　　“根据现在的发现，结合史料，只能说这个柱础是宋代的可能性比较大，且更像南宋的。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推论，需要更权威的专业人士、更多更专业的资料以及进一步考古鉴定以后才能下结论。”战国辉说。

　　战国辉将在隆教禅寺的发现与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进行了交流，杭州专家看到隆教禅寺的柱础后，感到非常欣喜。因为，从形制上看，隆教禅寺旁出土的柱础和宋代官式柱础吻合度较高。古人做柱础极为讲究，有多大的木料做多大的柱础，如此体量的柱础，可见当时寺庙规模之大。这等规模的柱础，在杭州的南宋皇城也不多见。

　　这是因为，宋高宗赵构逃亡至临安，很多皇家礼器并未带上。在临安造皇城，时间紧张，财力有限，礼制上顾不上太多的讲究，因此隆教禅寺发现的柱础规模，在南宋皇城临安也是较为少见的，让杭州专家眼前一亮。

　　到底这是不是宋代的柱础？能不能发现更多的历史文物？杭州文物保护考古所的同仁们也十分期待接下来的发现，他们认为：“深入了解，是接下来值得一做的事情。”

　　下一步希望可以请省考古专家来现场

　　在隆教禅寺周边，大殿几十米外的地方，即汪乐彧发现的“后门”所在地附近，战国辉一行人在地表又采集了古砖、瓦片、压脊砖等。古时制作砖瓦，受施工工艺限制，会产生特定的绳纹、布纹，这也是判断砖瓦年限的依据之一。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岑港的古代港口遗址（疑为古“六国港”）曾出土了较多宋元时期的文化遗物，舟山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曾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出土遗物中就包括一些古砖。战国辉打算将此次发现的古代建筑构件与岑港出土的文物进行比对，希望可以发现更多线索。

　　根据初步观察，砖、柱虽同为具有年代感的物件，但可能并不属于同一时代。例如压脊砖的形制，年限上，战国辉更倾向于为明清时期。

　　史料记载，隆教禅寺历史悠久，初建于五代后汉乾祐二年，是座千年古寺。目前又发现了疑似不同年代的物件，此地会不会是宋代以来未被破坏的寺院遗址？这还不能下结论，还需进一步论证。接下来，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将对隆教禅寺周边进行进一步的标本采集。

　　“目前全省宋韵研究如火如荼，舟山也不甘落后，在史志研究上，舟山宋韵记载颇多，但落实到文物，舟山还缺少足以印证宋韵文化的考古实证。如果此次考古有进一步的发现，对舟山的宋韵研究将是突破性的进展。因此我们十分珍惜这次的线索。”战国辉说。

　　目前，市文物保护考古所打算对隆教禅寺进行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希望可以从不同地层中有不同年代的发现。下一步，他们希望可以请浙江省及杭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方面的专家前来共同研究。

　　千年古寺“秘密”还不少

　　除了此次的柱础、古砖等新发现，隆教禅寺还有许多被人熟知，但还未得到答案的宝贝，它们也蕴藏着诸多历史的秘密。引人注意的是目前保护在隆教禅寺院中的一块吉祥平安古碑。

　　戎平娟与专家团一行人在住持的带领下参观了古碑，这是一块保存完好、纹路清晰可见的古代石碑。这也是汪乐彧当时关注的古碑。她看到古碑上有类似“马头”的纹路，猜测有没有可能是元代产物？因元代离不开马背上的文化，因此在很多古迹上会有形似马头的标记。但汪乐彧认为，仅靠一个形似马头的图案并不足以断定碑的年份，关于元代也仅是自己不成熟的推断。

　　专家团一行人观察到这块吉祥平安古碑上有宝瓶、钟磬、莲花、三戟、马鞍、如意、蝙蝠等图案，可以意读为有着“平安如意”“连升三级”“五福临门”“花开吉庆”等吉祥寓意。古碑两边的回纹和汪乐彧发现的形似门槛石的石条上的回纹基本一致，专家猜测这两者可能为同一年代产物。

　　一通事关海岛教育的残碑也许还在隆教禅寺遗址之下

　　戎平娟等专家也关注到了隆教禅寺的觉斯义学碑，这也是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舟山群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峰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的对象。

　　孙峰表示，这通碑是上世纪80年代干石览村民在原隆教禅寺遗址，即如今有系列发现的隆教禅寺附近所挖掘出来的。

　　根据碑文所刻，此碑为咸丰四年（1854）九月所立。这通碑刻高206厘米、宽68厘米，材质坚硬，表面比较光滑，外观呈现淡红色。该碑刻题为《宪谕永遵》，这是一通当时由官府授权发布的具有法令性质的碑刻，碑刻内容主要是讲述干石览举办义学的事宜，涉及1851年定海教案的善后处置，事关近代定海教案、乡村教育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对此，孙峰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背景查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英军曾先后盘踞定海长达6年时间。其间，一些欧洲传教士频繁在定海活动，教徒们侵占了定海城乡的多处寺庙庵院，遭到了定海乡民的反对。据时任浙江巡抚常大淳奏报：“遂于上年（1851）十一月间，聚集村众，与方安之及教中人理论争闹，逐出教徒，收回被占寺院。当经该署厅王承楷晓谕解散，禀道查办。”教徒们不服，便向法国传教士顾铎德告状。

　　顾铎德立即随同该国驻上海领事前往宁波、定海，威胁地方官员，要求严办村民，让出寺院。常大淳对法国人的无理要求给予了“正言拒覆”，命下属官员要“固结民心，以资折服，断不可任其挟制”，对不法教徒也申明要“查拿究办，不加庇护”。定海各岙乡民民心固结，众志成城，法国领事怕惹出更大祸端，灰溜溜地各回上海、宁波。在当时清廷软弱无能的大背景下，定海教案的结果，算得上是一场胜利。

　　定海厅同知王承楷以及各庄乡绅负责定海教案的善后处理，他们决定将教徒们抢占的寺院和田产用来办学堂。在干石览者曰觉斯义学，在盐仓者曰崇正义学，在岑椗者曰狮山义学、曰碧峰义学，以教养贫寒子弟。隆教寺里的这通碑刻，就是详细阐述觉斯义学的筹建过程。

　　觉斯义学性质属于义学，即免费学校，选址隆教禅寺。王承楷将义学取名“觉斯”，也是有讲究的，取孟子“以斯道觉斯民”语。圣贤有教化民众的义务，学校教育有开启民智的责任，这是王承楷对办学的一种期望。办学经费则来自隆教禅寺的寺田。旧时寺院都有寺田，作为供养的来源。觉斯义学实际上是以这30多亩土地的田租作为常年办学经费。

　　因此隆教禅寺作为一座千年古寺，在近代定海教育史上，也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办学经过，碑文中都有详细记载。但从碑文文字看，碑文开头无头无由地直接出现某某田产，而没有介绍上述立碑相关背景内容，孙峰认为，这通碑刻缺失了上半部分，全部碑刻应该有两块。从碑刻制式看，碑刻左上角有斜边，长15厘米，而右上角没有斜边，不对称，应该还有另外一块右上角有斜边的碑。

　　“这块残碑本就是干石览村民挖掘而来，其上半部分可能还深埋在隆教寺旧址地下，如果这次关于隆教禅寺的考古挖掘工作开始，我也希望专家和有关部门可以关注觉斯义学碑另一半的挖掘。”孙峰说。

　　隆教禅寺还会给我们什么惊喜？

　　“仔细研究，隆教禅寺说不定会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孙峰说。他想到了在干石览的一个池塘边，立着一座七宝如来出食台石雕。据村民讲，这块七宝如来出食台石雕曾是隆教禅寺之物，多年前，被村民请来放于此地。

　　出食台经常放置于寺院殿外两侧，又名施食台，用来放置一些食物供饥饿的众生食用。出食台的高度一般在1米至1.5米之间，大多由底座、柱身、承露台三个部分组成。柱身的八棱柱上面分别雕刻七宝如来的法号以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法号，也有一些寺院摆放的出食台正面雕刻寺庙名称，其他七面雕刻七宝如来法号。

　　干石览这块七宝如来出食台石雕具体是什么年代？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孙峰希望可以趁着这次机会，也得到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