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虽地处海岛，但自昌国设县后，学风日盛，人才辈出。在科举制度实施的1200余年时间里，舟山共中进士44名，其中南宋时期考中进士33名，占总数的3/4。这与舟山重视县学、书院和私塾的建设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两宋时期，县学、书院和私塾颇为兴盛，官学与私学彼此相长，交相生辉。

　　探寻旧时舟山的学宫、书院和私塾这些教书育人的场所，存史资政，教化育人，启迪后昆，我们感悟到的是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书卷气息。

　　舟山宋代的学宫具体位置在哪里？舟山市地名专家王建富终于解开了这一困扰自己和学界多年的疑问：宋代的县学，也就是昌国学宫，位于现定海东大街127号。

　　昌国学宫

　　是舟山教育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谓昌国学宫，就是宋代昌国县县学和元代昌国州州学，是古代明伦化俗，培育人才的地方。由于古代教育崇尚儒家思想，官办学校多建筑恢宏且与文庙（孔庙）相伴，故也称儒学、学宫。

　　旧时，一府、一州、一县，均设学宫以育德兴贤。明天启《舟山志》卷二云：“古者，得人成治，必先教育，以储之学校，是也。三代有异名无异教，一郡、邑隶一学校，其来尚矣。”清康熙《定海县志》卷四记载：“郡、县俱建学，所以明伦化俗，育德兴贤也……”

　　由于史籍没有记载唐翁山县县学的设立与位置信息，因此唐翁山县学宫历无考。

　　北宋熙宁八年（1075），昌国设县后的第三年，昌国县学由县令张懿文始创，初设于镇鳌山麓的县治东一百步。元祐七年（1092）又东迁四十步。崇宁年间废县学，政和六年（1116）复重建县学。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县令王阮迁址芙蓉洲畔重建。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记载：“熙宁八年，令张懿文初建学于县东一百步，中为大成殿。元丰八年，令张节记于石。元祐七年，簿尉顾复经又徙而东四十步。崇宁中废，士附籍于邻邑。政和六年，令张如晦重建，主簿詹之纲记。淳熙十六年，令王阮徙于县南之芙蓉洲。嘉泰开禧间，令葛洪建讲堂曰‘申义’，攻媿楼公钥书其扁而记之，置田养士。自绍兴五年令韩晦始，嘉定令郑伯谦、闻韶、赵大忠相继增益之。学校始具体矣。”

　　王建富告诉记者，宋代的昌国学宫，历经两次迁徙，一次废止。海岛教育虽历经沧桑，却得到了历代名宦的关注，不断扩建、增益。尤其是在南宋嘉泰二年（1202），昌国县县令葛洪以及自号攻媿主人的南宋名臣楼钥，分别建申义堂，书“申义堂”额并作《申义堂记》，并置田养士，拓宽了办学经费的来源。元至元十五年（1278），昌国县升为昌国州，原县学随之升为州学。

　　在两宋时期，县学几经发展，同时鸿儒、乡宦所办的书院，如虹桥书院、翁洲书院和岱山书院等相继出现，并名声斐然。其中，虹桥书院是舟山籍南宋高官余天锡所创的舟山历史上首座书院；翁洲书院是舟山历史上存在最长久的古代书院，完全依照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方针安排教学，加上应傜系（南宋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威望，书院名气渐盛，甚至不少内陆学子不顾山高路遥，前来求学；岱山书院位于偏远海岛岱山，这个书院大大带动了岱山地区的尊儒重教之风和向学之心。史载当时岱山学而优则仕的人“踵相接”，人才辈出、灿耀一时。

　　至此，舟山成了当时一个文化教育较为兴盛之地，吸引不少外地学子前来求学，人才蔚为壮观，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而昌国学宫的所在位置——芙蓉洲，也一度成为文昌之地。

　　一直到清代，舟山重要人物辈出，或许跟舟山的学风、学宫建设有一定关系。文化是需要慢慢浸润延续的，昌国学宫和各个书院的繁荣，为舟山打下了文脉的根基，直至近现代，依然出现了不少影响深远的舟山籍人物。

　　有人不禁要问，那昌国学宫所在的古芙蓉洲在哪儿？和现在的芙蓉洲路有什么关联吗？

　　由于明洪武十九年开始的数百年海禁，加上海岛地形多变等原因，古昌国城和清定海城建筑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疑问困扰了舟山史学工作者多年。在王建富的多方考证下，终于弄清楚了舟山学宫的具体方位。

　　几经周转

　　专家终于确定学宫位于芙蓉洲的位置

　　“芙蓉洲”这一名称记载，在宋代即已出现，包括河道及由河道弯曲形成的大水池，因在县主簿衙门之南，池内有沙洲，池畔种有大片的荷花得名。

　　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昌国县学在“县南之芙蓉洲”。那么，这个“县”指的是什么？历史的碎片也给出了答案。

　　查昌国县县令钱棣所写《迁学记》，其中说：“淳熙戊申八月，九江王君阮来宰，睹学宫芜秽湫隘，不足焉。慨然有意迁至簿厅之南……”南宋鄞县籍礼部尚书王应麟《重建大成殿记》也说：“淳熙间，王令阮迁于芙蓉洲西……”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二同样记载：“淳熙十六年令王阮徙于丞厅之南，役未竟去官……”

　　由此可见，“县南之芙蓉洲”实在县主簿厅之南。由于自北宋开宝三年始，宋朝廷即规定县置令、簿、尉，以主簿兼县丞之事，大德《昌国州图志》所说的“丞厅”也实指主簿之厅。又因，昌国置县之初，以县主簿兼县尉，主簿厅也就是县尉厅，位置在县东，即今鳌山之麓。对此，南宋宝庆《四明志》卷二十记载：“主簿，初置县，以簿兼尉。隆兴元年，守臣韩仲通请置武尉，乃诏卫闳中专主簿事，听事在县东，乃尉厅为之。”

　　那鳌山在哪？鳌山之麓又在哪里呢？

　　王建富告诉记者，鳌山，古称州衙山、衙山。州，即“洲”谐音误写，北宋于山麓设县主簿和县尉衙门得名。明天启《舟山志》卷二：“山判而为二支脉，左曰州衙山，巉岩多怪石，巅平可构屋……”清康熙《定海县志》卷三：“州衙山，城东南隅。平阜突起，城抱其麓。唐宋间，簿、尉分治于此，因名。”

　　清康熙《定海县志》卷三：“州衙山，城东南隅。平阜突起，城抱其麓。唐宋间，簿尉分治于此，因名。或云元时欲设州治，术者谓其土轻，不果，上有文昌阁，今圮。改建关圣庙于其下。或作霞山，非。”

　　也就是说，昌国学宫位于城东。王建富给记者展示了在南宋宝庆《四明志》所附《昌国县治图》，图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在定海城东一带绘有大片湿地，湿地的湖畔绘有“县学”屋宇图案，湿地之中尚有一个小岛，岛上绘有恩波亭。也许，正因为湿地之中有小岛，水上植荷花，所以这片湿地才称为“芙蓉洲”。

　　通过历史文字和《昌国县治图》，终于得以确定芙蓉洲的位置，也就是昌国学宫的位置，当在城东鳌山之麓。昌国县学迁址芙蓉洲畔后，虽只有隙地数亩，但襟山带水，秀气盘结，若天造地设，古芙蓉洲畔成为养育昌国学子的福地，自此文化昌明，俊人魁士，含章挺生。

　　随着古城的变迁，至明代，古芙蓉洲基本湮废。 

　　王建富经过多番查证，清康熙《定海县志》卷四记载：“本朝康熙二十六年，题请设县建学。宋时，学基在芙蓉洲，因先建营署，难于移易，知县周卜地于县治之东。地土洼下，治址甚艰，始事于三十年四月，至八月告竣……”由此得知，昌国故学宫基址被舟山镇左营游击将军石子固于康熙二十三年择基建为左营游击公署，当时的知县周圣化遂易地择基重建学宫，于今定海一中位置复建县学。

　　从这些历史的痕迹中，可以确定学宫的位置在清代变成了左营游击公署，清道光二年（1822），又因防守海岸需要，左营游击公署移至土城内东港浦，原址成为城守都司公署驻地。

　　1915年前后，在外经商成功的定海籍旅汉商人许维山拟于定海城中择基建屋，遂委托其兄许熙唐选址。当时，许熙唐见西门蓝家已购置闲置的故右营游击公署基址，将之改建为蓝家大屋，北门戴家也购置故中营游击公署改建为戴家大院，遂购置东大街故城守都司公署，在保持总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对门楼和内部进行，整修、重建，自号为“许季房”，即今东大街127号许氏民居。至此，昌国学宫的旧址终于得以确定。

　　沧海易填但地名难改

　　古城的千年文脉将继续传承

　　清代定海县学建成之后，“芙蓉洲”这一名称被移植到与古芙蓉洲相连的南北走向河流之上。据1926年测绘的《定海城厢全图》记载，芙蓉洲河在施家河头（弄）拐弯处形成一个呈三角形的水潭，河面较宽，其他区域则河面较窄。于是，施家河头（弄）也因此被改称为芙蓉弄。芙蓉弄东起环城东路，向西弯曲至芙蓉洲路，弄长311米，宽1.5—3米，由芙蓉洲路派生得名。

　　张家弄在芙蓉洲路西侧，传说弄内有舟山唯一的状元——明代状元张信的后人居住，故名。1966年，张家弄改称立新弄，1981年又恢复原名，弄内以传统民居为主。在世纪之交的芙蓉洲路改造中，张家弄拆迁，改建为多层住宅楼。 

　　旧时，芙蓉弄上最著名的建筑莫过于屹立于东段南侧鳌山墩的奎光阁、文笔塔和砚池。

　　鳌山海拔不过十余米，却是定海东城的制高点，因此，这里成为东城居民眼中藏风聚气的胜境。文笔塔，为毛笔状塔形建筑，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由定海县知县庄纶渭所建。因其立于鳌山最高处，为定海“一邑之文峰”，别称文笔峰。

　　清道光十年（1830），知县王鼎勋等捐资于鳌山北麓开凿砚池。砚池西南，有一口圆形水井，传说是文笔峰蘸墨之处，故称墨池。街坊相传，砚池东面公田及北面平旷的田园，就是文笔峰这支如橼巨笔恣意书写的纸田。于是乎，古人视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皆会聚于此。奎光阁、文笔塔和砚池等象征文化昌盛的建筑物，因此成为旧时学子赴考前的祈愿场所。

　　年月沧桑，虽然宋代芙蓉洲与后来的芙蓉洲在地域范围上有较大差别，但古芙蓉洲依旧是荟聚定海一城文脉的源泉，这个古老的地名已深深镌刻在舟山人头脑中。清康熙二十九年，知县周圣化在学宫东侧建御书亭以悬康熙帝御书“定海山”匾额。康熙三十四年，知县缪燧将御书亭为御书楼。自此，芙蓉洲畔也因此成为康熙帝御题“定海山”地名的永远纪念场所。

　　1953年，芙蓉洲河被填塞，“芙蓉洲”又成为路名，但“芙蓉洲”这个名称始终都是承载舟山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历程的不可磨灭记忆。

　　如今，定海正建设文房四宝公园，再现记忆中的文笔峰、奎光阁，修复砚池、墨井……同时全力打造东、西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再现消失六十多年的东城门，修复保护古宅建筑，承续千年古城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