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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一村庄发现人骨遗骸”追踪!专家鉴定他们都是青壮年,其中一位是高个帅哥,一位失去了右胳膊

2022-11-21 09:08:37

萧山瓜沥镇沿塘村有座化成禅寺,始建于北宋年间,大约距离现在有900多年历史了。

今年10月中旬,萧山瓜沥镇沿塘村村民在寺院东北角的围墙外河边劳作时,发现了一些疑似人类骨骸。

而早在20多年前,村民汪建庆牵头修建寺院时,在地底下挖出了人骨遗骸,这些新发现的和以前的遗骸,脆弱得一碰就碎,它们是谁的?

10月30日,原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医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张继宗,及“浙江迪安鉴定”的三名法医受邀来到寺院,为这些遗骸验明正身,他们将努力呈现出他们的生前信息。

11月16日,浙江迪安鉴定出具了咨询意见书。

意见书上显示:三具遗骸均为男性,三人中,一人年龄在29-35岁,其余两人年龄在30-38岁,三人身高不等,其中一个是个高个子。三人埋葬时间都在60年以上。其中一人可能生前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臂。

结论是如何得出的?

当时在鉴定现场,专家将初步判断为三名成年男子的遗骸,分别编号为1号、2号、3号。

据了解,1号遗骸和2号遗骸即为10月中旬,当地村民在寺院东北角围墙外的河边挖掘出来的。3号遗骸则为20多年前,当地村民汪建庆牵头修建庙宇时,在清理废墟、挖地基的时候发现的,当时有清晰可辨的骨架,他们把这些遗骸殓入罐内,和随军用品一起埋葬,还建了墓竖了碑。汪建庆回忆,当时,他发现该遗骸骨架少了一只手臂。

因为年代久远,这些遗骸腐化严重。

根据意见书描述,20多年前被殓入罐内的3号遗骸,尚存下33块人类骨骼,上肢部分,两块碎骨勉强拼凑成一条较为完整的左肱骨,但不见右侧肱骨。专家推断这名男子在29-35岁,身高在166-175厘米之间。



人的肱骨,就是上臂,上端与肩胛骨形成了肩关节,下端与与桡骨和尺骨形成肘关节。结合汪建庆的记忆,可能“他”生前在战争中失去了右手臂。

2号遗骸,有48块骨骼,相对其他两具遗骸,头颅部分相对完整,顶骨和枕骨还有四肢骨头碳化。据当时在现场参与鉴定的人员说,“看着有烧过的痕迹”。“他”的眉弓明显,长骨(即四肢较长的骨头,如肱骨、耻骨、股骨等)粗壮,长骨是决定一个人身高的主要因素。专家推断,这名男性年龄在30-38岁,身高在171-180厘米。

我们的脸部轮廓,眉骨是面部上庭的最高点,上庭是不是立体就体现在眉弓,眉弓凸出,会显得眼窝深邃,眉眼间更有魅力,用现在大白话来说,帅哥都是眉骨突出、棱角分明的。所以,从鉴定情况来看,“他”生前可能是一位相貌英俊、身材高挑的帅哥。

1号遗骸,有66块骨骼,意见书描述:残存的下颌骨有两枚磨牙,牙齿磨损厉害,牙尖磨平以及牙本质点状暴露。从现在临床医学看,牙本质暴露主要是龋坏、楔状缺损等原因所致。“他”生前很可能因为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无法保持口腔卫生导致了龋齿。专家推断,这名男性年龄30-38岁,身高162-171厘米。

专家推断,三名男性埋葬时间都在60年以上。

82年前,在萧山衙前一带,曾发生一场惨烈的战役。那也曾是萧山(当时为萧山县)惨烈的一段历史。

据历史资料记载,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同年年底,国民革命军62师、63师等部队向杭州方向回撤,退守钱塘江南岸。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偷渡发动钱江战役,萧山县城沦陷,同年1月23日,日军侵入萧山县多地。同年2月19日,浙抗卫第八支队在衙前一带被日军包围,数千官兵几近全军覆没。

而衙前和瓜沥相邻,从如今的地图看,相距八九公里。但有没有可能,是当年在战争中不幸遇难的当地村民呢?

当地老的村民回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里发现一座土坟,里面堆着很多尸骨,当年因为要修路,土坟被填,尸骨被撒进村里的河里,后来又几经变迁,一些遗存的尸骨又被埋进地里。另外,20多年前,汪建庆他们修建寺院时,和人类遗骨一起发现的还有帽徽、纽扣、子弹壳,“是埋在一起的”,这些年,其他村民们也在村里挖到了锈迹斑斑的子弹壳等战争遗物。

假如是村民,一方面,死者的年龄段不会这么接近,不会都集中在30多岁的青壮年,年龄可能会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去世后也不会以合葬的方式。

老一辈村民还说,当年一路部队在化成禅寺打仗,不幸全部牺牲,日军后又烧毁了寺院,2号遗骸上发现的碳化痕迹印证了这一点,“这和当时战况记载也是吻合的”,萧山抗战纪念馆筹建人周寅说。

还有当地村民回忆,一、二十年前,有外省的人时不时来村里,烧香祈福,祭奠亡人。

从这次的鉴定情况,结合史料记载、村民回忆,多处印证得出:这三名埋葬60年以上的男性应该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八支队阵亡将士。

虽然,如今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名字、籍贯等具体的信息,也无法得知他们生前遭遇了什么,但至少还原了他们生前一些信息,他们的年龄、身高、相貌和身体特征等,让我们对这些无名英雄,有了一个更立体、轮廓般的记忆。

一份143人的不完全名单

此前,周寅和汪建庆他们计划,等遗骸鉴定结果确认后,他们将着手为82年前在萧山牺牲的自卫团那些无名英雄们在寺院建一座公墓、竖一块纪念碑。

发现的这三具遗骸,则作为自卫团阵亡将士的代表,重新让他们入土为安,纪念碑上将一一刻上所有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公墓将选在寺院一处大殿前的空地上,他们还打算在寺院边上建一个小型陈列馆,把那段惨烈的历史告诉大家,把这些无名英雄的事迹告诉大家。

在专家意见书出具的同时,一份阵亡将士的不完全名单也被整理出来。

据史料记载,当年大约有几千名自卫团将士牺牲,但关于他们的信息很多被“隐藏”在一次次战役记录中,需要通过搜集、比对、应证。

萧山河上抗战历史研究会查询省档案馆馆藏资料来搜集,但历史资料缺失严重。周寅介绍,这份名单目前收录了自卫团第八、第六支队及五区抗卫总队(据资料,1938年春夏之初,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五总队成立,成立初以淳安籍青年为多,有1500人,也有其他籍贯士兵)在1940年2月9日、2月15-2月16日、2月17日作战时阵亡的将士,共143名。

2月15-2月16日一战,自卫团第八支队在南庄王、新林周附近作战(从如今地图看,南庄王村距离沿塘村大约6公里左右,新林周村距离4.5公里);2月17日一战,自卫团第八支队在衙前凤凰山、航坞山附近作战。

凤凰山在衙前凤凰村北边,是航坞山的余脉,隔河与瓜沥镇沿塘村、凤升村相望,山不高,像一只卧着的凤凰而得名。从如今地图看,凤凰山距离瓜沥沿塘村大约有3.6公里远,航坞山距离沿塘村12.6公里左右。

在这份珍贵的名单里,143名阵亡将士,有来自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外省,也有浙江本省籍,其中29人为广西籍,都是自卫团第八支队的;贵州、湖北、江苏、江西、陕西、四川籍各1人,湖南籍3人;浙江本省籍104人,涉及到浙江32个县市,其中绍兴籍15人,牺牲人数最多;嵊县12人,牺牲人数列第二。

还有一名叫“吴光宣”的士兵籍贯不详,生前是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六支队的一名二等兵。

阵亡的143人中,年龄最小的19岁,有三名将士,分别是武义的徐应祥、 嵊县的周伟德 、诸暨的杨金高;年龄最大的45岁。

健在的见证人:第八支队的侦察兵

82年前,1940年2月17日的那场战役中,如今还有幸存的老兵健在,他叫金允芝,出生于1921年,已经101岁的他,生活在义乌廿三里深塘村。

金老伯曾在自卫团第八支队当侦察兵。

当年日本军队入侵后,驻扎在大宅子或寺院等地方,自卫团部队也驻扎在村民家里,侦察兵的工作就是化妆侦察打探日军驻扎情况,报告总部后,再决议攻打计划,而自卫团将士们本来都是农民出身,也算是本色担任。

金老伯说,在他幼年时,父亲过世,母亲改嫁,奶奶和叔叔把他抚养大。7岁开始在私塾念书,读到17岁,后留在私塾教书。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杭州沦陷前夕,当时的浙江省政府迁移到金华为临时省会。1938年6月29日,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组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下设8个支队。

当年,时任义乌县长吴山民发出公开信,号召全县青年以明朝抗倭的义乌兵为榜样,踊跃报名参军。金老伯响应号召报了名,被选入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他所在的大队都是义乌籍人,被称为“义乌营”。

他考入军士队,在义乌训练了半年多,1939年4月,金老伯又跟随部队到临安於潜、天目山脚下的村里继续训练。同年年底,他所在部队转移到武义继续训练,随后几个大队合并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八支队第二团。

1940年1月22日凌晨,日军偷渡发动钱江战役,萧山沦陷,金老伯他们部队接到命令,赶到萧山增援,金老伯当时分在侦察班。

老人回忆,在萧山衙前凤凰山一带,他们与日本军队展开激战,持续了大半个月,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装备简陋,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没有飞机、大炮、机关枪等,他们虽然顽强作战,但因为武装力量悬殊,只好撤退。

194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十,“那天打了一上午”,老人回忆,当天下午,他们所在的第八支队总部开始往绍兴方向撤退,撤退路线有两种,一种翻山而过进入绍兴,一种就是渡江。

当时,萧山和绍兴之间有座石头拱桥,叫“杨汛桥”(杨汛桥一带当时还属于萧山县),桥下就是西小江(也叫钱清江),蜿蜒着连接起萧绍平原,河宽水深,从萧山县临浦镇附近麻溪发源,到如今的绍兴市钱清镇后,汇杭甬运河,到绍兴三江附近又汇入钱塘江。

当年,因为军事力量悬殊,中国军队以破坏部分公路、铁路等交通要道的方式来阻挡日军入侵。原本较为宽阔的杨汛桥桥面,被拆除了石板,只剩下一块石板的地方可以通行。

老人说,日本的飞机在空中往桥上扔炸弹,后有机关枪扫射他们。桥上人很多,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的情况,日军飞机扔下的炮弹击中大桥,桥断了,一些人当场阵亡;一些人掉入江里,淹死;一些人身负重伤,再也无法挪动,看到金老伯,恳求他把他们推到江里去……

“在过阳汛桥(应为杨汛桥)时,我卧倒在桥头田埂边时,亲眼看到了敌人的枪弹在四处乱钻,所谓枪林弹雨,我真是亲身经历了。在过桥时桥上躺着一些伤兵,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被打断了腿躺在桥上挣扎呼喊,其情景真是惨不忍睹!”老人后来与部队失散,回到家乡,教了半年私塾后,又应召回到部队。随后,部队被安排到丽水缙云休整、训练,继续在浙西南山区抗战……

后来,老人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小学教师,直到退休。那段伤痛的记忆,被老人记录在几年前自行印刷的《生平杂记》里。

“萧山这场仗我们没有打胜,我也没能多杀几个敌人,实在对不起大家……”谈到往事,金老伯流着眼泪。

义乌还有一位抗战老兵叫何天德,前两年已经过世了,他和金老伯是自卫团第八支队的战友。

和金老伯一样,他也是义乌廿三里人。1938年,何天德18岁,报名参军,加入自卫团总司令部,训练半年多后,1939年他从军士队毕业,当了第一营班长,1939年冬天,在武义训练,几个营合并为第八支队第二团。

1940年1月,他们在武义过完元旦后,接到命令奔赴萧山,“部队领导带我们上了火车,火车一路开到萧山才知道要去打仗。火车上放着很多手榴弹,还有轻重机枪”,老人生前曾口述回忆说,他们到萧山后,驻在衙前附近的航坞山、凤凰山一带,主要负责巡逻、站哨。

“当时,日军利用长山上的碉堡炮击衙前境内西小江上的桥梁,为其进犯衙前作准备。我们第八支队官兵驻守在凤凰山麓衙前街镇都卫家村,大约有4000人,先后三次在新街、坎山三岔路、绍兴安昌等地与日军交战,阻止日寇进犯,可我们却屡战屡败。”

据何老伯回忆,凤凰山战斗前后持续了将近一个星期,“我们由于装备很差,敌人又有飞机、大炮、机枪,我们只能边战边退。”一次交战中,看到日本兵靠近,“在离他们30至40米的时候,我迅速扔出了手榴弹,当场炸死日军好几个人。”

1940年正月初十(即1940年2月17日)凌晨,日军分两路,一路从长山往新林周大塘,运用装甲车突袭衙前;另一路从安昌过钱清由南直上,在如意寺登陆,对中国军队左右夹攻。

当时,第八支队主动出发袭击老虎洞敌人据点,后被日本军队包围。“他们出动骑兵,又有飞机在空中配合。结果,只得于午后突围,大部分冲出包围,伤亡惨重。”老人回忆,“排长朱庆丰鼓励我们杀敌,对战士们高呼‘像杀猪一样,杀向敌人!’这时,日军飞机增援,机枪疯狂扫射,许多战士倒下了,三排长朱庆丰也牺牲了。我们团长也受伤了。”

1940年2月17日当天傍晚,大部队开始撤离。

“面对三四十米宽的江面,我们的部队别无退路,只得爬鱼箔过江。当时正值隆冬,天气寒冷,官兵们穿着棉袄棉裤、带着枪支弹药,一不小心就掉入江里,很多人淹死在江里。”

“整个战场牺牲的人很多,我所在部队有12个义乌人,战斗过后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叫金允芝”,后来,组织在诸暨归队时,很多人都没再出现,“部队在向上报的时候只好说‘死伤不明,下落不明’”。

后来,何天德跟着部队去缙云整训。1941年,他21岁,接到弟弟来信,告知母亲去世,部队连长让他回去,回到义乌后,他再也没出去打仗,一直务农,直到去世。

黑白照片上的这个地方如今还在吗?

周寅介绍,根据目前整理的名单,他们将联系广西当地媒体,为名单中牺牲最多的第八支队广西籍阵亡将士们寻找他们的后代、亲属,为他们实现另一种形式的团圆,“当年,他们背井离乡、千里迢迢来萧山,为了守卫萧山牺牲,他们不该被遗忘,我们应该记得他们,为他们做点什么。”

去广西,周寅他们还想寻找一处遗址。

周寅看到过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处纪念碑,上写:浙江省抗卫团第八支队抗敌阵亡官兵纪念碑,落款是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

而黄绍竑是广西容县人,当年他组建自卫团时,从家乡召集了不少广西籍农民加入。这块纪念碑,可能是他为诸多牺牲的家乡的将士们建的。

但因历史资料所限,目前无从知道这块纪念碑当年安在何处,如今是否还在。



另据了解,为在萧山阵亡的将士建公墓、竖纪念碑,将按照民间众筹方式,目前已收到企业家等社会捐赠。接下来,萧山区河上抗日战争历史研究会还将在公益平台发起众筹,一方面想让更多人来关注,一方面也有很多爱心人士表示愿意献一份爱心,“五元十元的,都是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