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都认为，由徐树兰一手创办的古越藏书楼，是我国第一家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在我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是徐树兰第一个将私人藏书“公于一郡”“变一人书为万人书”，打破了我国数千年来“藏而不宣”的传统观念；是徐树兰既反对“详古略今”，也不赞成“尚古篾今”，第一个提出“存古开新”的图书馆办馆宗旨；是古越藏书楼第一次用学部、政部替代传统经史子集分类方法，开创了我国全新的图书分类法；是徐树兰第一个亲手制定方便读者用户的《古越藏书楼章程》。这一系列创造性第一，奠定了古越藏书楼在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我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为什么会出现在绍兴这方土地上，而不是其他的地方？从城市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是因为在绍兴的传统文化中，具备以下这些非常优秀的城市文化基因：

　　首先，绍兴城市文化中具有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著名哲学家、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20世纪初，兴办新式公共图书楼已成为一时的风气和潮流，“其中得风气之先的，要数浙江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绍兴古越藏书楼创办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绍兴与全国各地一样，面临着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理念乃至风俗习惯的转型变革期。在这当口，有人沉沦，有人迷茫，有人徘徊，有人觉醒，有人奋进，徐树兰作为绍兴知识界的代表，选择了勇立潮头、迎新除旧的正确道路，建立农学会、创办《农学报》，寻求“富国之本”，创绍郡中西学堂，培育强国之“根基”，建古越藏书楼，促进国民学识之“博闻”，对清末社会转型中的多个领域作了开创性探索与实践，是名副其实的开风气之先的践行者。紧接着，以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为代表的仁人志士，站在时代最前列，为推翻封建帝制、争取民主革命胜利抛头颅、洒热血，发挥了社会转型中的主导作用。以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觉醒年代”里，同样不乏绍兴人的身影，蔡元培、鲁迅、邵力子、罗家伦等先行者活跃于其中。他们思想活跃、目光远大、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先行者品格，更加丰富了绍兴城市文化基因的内涵。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冲破传统观念的古越藏书楼，才有可能诞生在绍兴，落土生根在绍兴，茁壮成长在绍兴。

　　其次，绍兴城市文化中具有热心公益的社会基础。徐树兰将有限的图书资源提供给社会共享，无疑是城市文明程度的一种重要标识。在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图书除了官府、官学收藏外，以“藏而不宣”为特征的私人藏书，始终是主流。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周绍明先生，读了该院收藏的《绍兴市志》关于“刻书·售书·藏书”的记载，很感兴趣，带着他的博士弟子来到我办公室，从当代西方学人的视角，提出了一系列他们无法理解的问题。其中之一，他说图书本以流通为特征，流通面愈广愈大，说明阅读量愈大，价值发挥愈充分。他觉得私人收藏，藏而不宣，不可理喻，为什么是私人藏书？目的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意义？我一时无以作答，过后想想，周先生是对的。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徐树兰以他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响亮的回答。他将家藏图书“公于一郡”“变一人书为万人书”，本质上就是要解决万人读书难的问题。这里的“万人”可作“公众”“公共”“公益”解，将私人藏书交给社会大众去共享，实在是了不起的壮举，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七万卷、三万两本身。实际上，徐树兰之举，对古老的绍兴来说，既非偶然，亦非仅有，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贫困、落后的封建社会里，资源短缺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靠封建制度本身更是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绍兴总有一些热心人士，通过慈善事业、社会救助、人道帮扶以及各种地缘、族缘、业缘关系予以补救，帮助急需帮扶的另一部分人，使多灾多难的社会群体继续得以生存下去。这种不分亲疏远近、相识与否和不图回报的帮扶意识，经过长期实践、孕育和日积月累，逐渐形成了封建时代难能可贵的“热心公益”的社会基础。这种以救人于苦难甚至生死存亡的帮扶意识，正是化私人资源为公共资源、福被大众的公共理念。徐树兰壮举的动力源泉或许就在这里。

　　其三，绍兴城市文化中具有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绍兴是浙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颇具地域特色的浙东学术思想。特别是浙东史学思想，既反对空谈义理，又反对专务考索，强调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章学诚是浙东史学殿军，是浙东史学集大成者，所以，他的“经世致用”学术思想更有代表性。他生活的乾嘉时代，考据之风笼罩着整个学术界，许多人埋头古文献整理和考订，闭口不言现实，甚至刻意回避现实。针对这种状况，章学诚大声疾呼，学术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他明确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信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如果学术文章无补于世，那就毫无存在价值，“人生不饥，则五谷可以不艺也；天下无疾，则药石可以不聚也。”这里所说的“经世致用”虽然是一种学术思想，但其内在蕴含的求真务实、讲究实用、强调实干、崇尚践行、不事空谈的精神，不仅普遍存在于绍兴民间，而且广为士大夫所接受。在具体实践中又显示出各自的个性特色，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徐树兰得之则为民办实事。他有理想、有目标，更没有停留在口头上空发议论、坐而论道，而是事事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之中。办农场、办学堂、办图书馆，都是“经世致用”实干精神在他身上的体现。

　　总之，记录于绍兴城市文化基因中的敢为人先、热心公益、求真务实等等，都是绍兴城市精神文明厚积的宝贵财富。然而这种思想和精神财富，永远无法离开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财富。了解到当时绍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兼具的条件，我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为什么会出现在绍兴，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