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岁的郑方，面对我们的采访镜头，突然哽咽。每到清明节，她都情绪复杂，今年更甚。

12年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在去年12月31日画上句号，让她感慨万千。

2010年我国开始试行器官捐献工作，当年8月，她成为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也是我省唯一的志愿者协调员。12年来，她帮助完成近200例器官、遗体组织捐献，记不清陪伴过多少户家庭经历生离死别、出入过多少次重症监护室。

有人说，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是生死“摆渡人”，一头是死亡，一头是重生。只是，“摆渡”的过程显然不易。据统计，器官捐献协调案例中，只有20%的案例最终会选择捐献，但每一位协调员都为此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和真心。

2011年，丽水一位教师看望学生途中在金华出车祸，住进金华市人民医院。郑方获悉后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一方面安抚家属，帮助和主治医生沟通，一方面发动身边人帮忙在医院旁边租了房，甚至每天陪同家属进ICU探视，帮老师擦身护理、按摩手脚。半个月里，郑方每天兰溪（工作地）金华两头跑，几乎每天都在医院。虽然最后捐献没能实现，但豁达的郑方依然感谢老师家人对她的信任、理解和尊重。“对家属来说，以后想到金华，不会只记得这是他爱人、她姐姐出事的地方，会同时记得这是个温暖的城市。”

总有人问她，为什么贴钱贴精力遭人白眼甚至语言威胁还要坚持？郑方说：“在他们最痛苦时能陪在身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是一件好事。”遇到有人称她为“劝捐者”，郑方总是第一时间纠正：是“器官捐献协调员”。“器官捐献不能劝，只能介绍。”郑方说，在她12年的协调员工作中，相比于“好吧”，她更愿意听到捐献者家属说“好的”。在她看来，前者带着点不确定的犹疑，而后者，是深思熟虑后才有的果决。

2012年8月，一位叫“棒棒”的31个月婴儿，因意外无法挽回生命。在郑方的宣传、陪伴和安慰下，“棒棒”的父母同意让孩子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捐献了孩子的肝脏、肾脏和眼组织，其中两个肾脏分别移植给一位19岁的男孩和一位30多岁的女子。之后一个活动上，郑方遇见了“棒棒”爸爸。他说：“每次出门我都会带着儿子的照片，我要好好生活，和他一起成长，因为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活着。”一席话令闻者动容。

郑方说，这就是器官捐献的意义，看似是一个生命的死亡，其实是更多生命的重生，不只是受捐的病人，也包括捐献者的家人。至今，她还和捐献者家属们保持着联系，除了特殊日子的陪伴和倾听，她还筹集公益金，救助器官捐献者困难家庭的孩子，为捐献者家庭义卖农产品，带失去亲人的家属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在本周一，她和其他金华市红十字会器官和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一起，带领金华的器官捐献者家属到杭州举办了一场追思缅怀活动。这样的活动，她每年都会策划，希望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让家属们找到认同感，尽早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

“捐献者以另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上，他们的家人生活也要继续。”郑方说，曾经有位心脏接收者，特意录下了复检时心脏跳动的声音请她转交给捐献者家属以示感谢。那一刻，家属们和她都明白了，什么是生命的延续和奇迹，“器官捐献一方面是挽救生命，另一方面，是给捐献者家庭一种新的希望，这就是一种生命的新生，就像清明，不光是缅怀先人的时节，更多的是对新生命新生活的憧憬”。